摄影：苏景超（instagram/sususujpg）
受访：陈侗 邓箭今 林奥劼 黄咏瑶 蒋国远
采访及编辑：林半塘
此刻的我们，共同遭遇了人类史上不多见的全球大瘟疫。有人说艺术在此时不值一提，应该放下艺术参与到抗疫当中，已经有一大批艺术家心急火燎地投身到了感恩的大合唱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艺术家除了做作品，在其他事情上应该闭嘴。
停止了社交，没有了开幕酒会，连一个展览邀请都不可能收到，这个时刻，艺术家除了面对自己和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就只有像所有行当的从业者一样，关在家中，接受一个个计划的搁浅。在我们在与上启艺术共同策划推出的“冬谈”中，邀请了五位艺术家，对我们发出的五个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应，呈现了他们在生活和创作当中对“自我”和“地方”这两个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两个词汇的思考和态度。当时正值第三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举办，其展览主题是“观念、形式和日常化”，对照时下，这个年前发起，年后成文的讨论，呈现出别样的意义。
艺术家，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博尔赫斯书店及其艺术机构创办人。工作和生活于广州关于“自传性”，我想，应该成为一个创作原则，否则我们就会成为接活的匠人，或者广告公司的总监。在这里，我可以借用阿兰·罗布-格里耶在《重现的镜子》中开头的一句话：“我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不过，这个“自己”跟躯体没什么关系，只关乎自己的记忆与想像，因此，很多时候它就是整个世界。我愿意让我的书写跟地方志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抄写它，而是根据它去想像（例如爱群大厦）。但是，这一切应该跟艺术没有太大的关系。“地方” 作为一个概念，从来没有被正确使用过，不是夸大了这个，就是忽略了那个。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想像似乎偏多了一点。
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工作室教授，工作和生活于广州自传性是一种身体和社会属性之间的沟通方式，流露出个人化情绪的符号特征。“地方”和“地域性”，既突出了艺术家的团体性和风格归类，又给艺术家打上标签和局限性。个人在历史书写当中的作用微不足道，在我的作品中，“个人”却处于重要且基础的地位，因为我的作品都基于本我的表述方式，无论是“身份”系列、还是其他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类似“邓箭今”的画面符号，这是一种常态性的介入方式。
我很少做有关于“自传性”的作品，最新的个展做了一个录像作品《艺术家的故事》，讲述了从我学习画画到从事艺术工作以来对艺术的一些理解。“自传”是个人的事，地方艺术志是别人的事，而历史书写，谁写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自传和地方志应该是偶有重叠亦有互补的关系，地方艺术志因应其主题、功能、研究题材、独有美学等等的规则方式去组成每一期的内容，而个人书写则是以个人为出发点，能自由游走在这些规则之间的空间，能填补一些固有规则中缺少的东西，还是要看“个人”是被书写、参与书写、还是最终阅读的那个。在作品中我将自己放到最低的位置，在第三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展出的作品中，我把自己想像成一部讯息处理器，去筛选从不同渠道所得的句子，以尽量客观的方法过滤讯息，但只要是个人输出的创作，自传性都是难以避免的，而我尽量将作品中的讯息放在前面。曾听说有人形容当代艺术是一个容器，我想那是可扩张的，同时也可以收缩的，是可以容纳不同时空、跨国家和多元文化，而地方就是容器中支撑其生态的一个元素。
我的作品没有什么自传性，也一直在避免一种过于狭窄的个体自叙，但是你所有的体验都与你的身体、头脑，你生长中的意识轨迹相关，无一可以逃脱“我”这个框架之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所有的创作都是“自传性”的衍生物。地方最重要的特征是拥有一个边界或范围，当然这不是指单纯地理上的，也有行为方式（行为准则）、语言和默认的规范、隐形伦理等等。地方是一种安于所在的态度，也是为饱有多样性而设置的“壁垒”。这种独立性和独立态度或许正是历史映射和艺术的当下特别需要的方式。地方志或许给人一种时间概念上的过去时，有迹可循、有线可考，而个人书写便会把时间拉扯到当下这一点，所以这两者都有着真实或是可被篡改，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可能。个人书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没有过往或统一语境的束缚，是最为真实的个体对世界的反馈，众多的个人书写大概可以拼凑出“地方”（时代和区域）的真相。我们所说的当下就是一个可知过去和不可知未来的转折位置，个人书写是对这个“不可知”最基础的感受碎片，是对未来或即将形成的历史整体的点滴预判。将历史和书写作为一个舞台，将任何个人对现实的反应进行戏剧化处理，从个人端对历史进行“当刻”的篡改，个人与历史书写之间的联动关系，可能饱有一种情态，或是对于描述这一切所能给予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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